重磅好文 | 萨米尔•阿明：非美国的二十一世纪的基本要求
虽然西方七国集团竭力正呈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及其全球秩序，但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而恰似一个“野蛮人”似乎在解决其自身矛盾。为了摆脱美国的霸权，萨米尔•阿明主张重建一个多极世界。惟其如此，进步力量才能根据不同的可能条件各自前进并开拓其自主空间。长远而言，进一步的自主性不仅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逻辑，而且会深化真正的文明和社会民主形式。
战后时期（1945-1980）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左翼的社会管制积累模式获得了某种主导权。但随着掌控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遭遇侵蚀和崩溃，跨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取而代之，重获霸权。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对克服当前阶段的结构性危机而言，这一霸权非常重要，它虽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点，但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一个新的全球扩张阶段将延续前一阶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为其结果将导向广泛的平衡，尽管并不平均。
虽然在纸面上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合乎想象的，然而我对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怀疑。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那些过时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与其相伴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积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径，实现任何的“复兴”。事实上，由统治资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与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毫无关系，根本不把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当回事。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已经清楚地揭示了隐藏于新右派方案背后的真正“理由”。卢加诺(Lugano Report)报告显示，所有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政策，以及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盖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贫困和死亡的。集体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贫困和死亡，他们决不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些。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过毁灭大批的牺牲者，来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边缘地区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在中心地区，由于统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这一状况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会地位下降、失业、不安全、贫穷和被排斥。一段时期以来，这些受害者的反叛潜力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认为普通民众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批判这整个体系。然而，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发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这些行动被不准确地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通过这些运动，统治势力已经开始发觉到反抗力量逐渐增长的潜力。
然而，新右翼方案的牺牲者更多地存在于边缘地区。在那里有着亿万名生活在城市贫困区域的人们，和亿万名因为农业自由化而即将加入其中的农民。当今资本主义已不再有能力发展规划来养活全球增长的人口；它所竭力维持的只是虚假的小康消费景象。资本主义不再为亚非拉三个大陆上广大的人民提供任何东西，它告诉那里数以亿计的人们，他们什么也不是。这样就必然增加了反叛的巨大潜力。
当然，世界的主人们认为，他们能够忽略南方“拒绝阵线”（rejectionist front）的威胁。在那里，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populist)的老方案已经崩溃，迄今为止取而代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运动，或者是基于种族和肤浅的宗教观念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运动，而这些运动本身毫无出路。可同时，也有迹象表明非洲和亚洲人民之间，在反帝国主义目标下有可能重新建立共同阵线。当前帝国主义的政治操纵者知道，一种由北方工人和南方人民组成的新的国际主义将对其有致命的威胁。
但直至如今，那样一个阵线并不存在。社会运动和斗争的碎片化、不适当的政治行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对资本侵袭的异常反应：这些在短期内对全球资本的统治都是有利的。
首先出现于1980年里根和撒切尔的领导之下，宣称自己是“保守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的新右派，业已在所有三合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分量，他们在美国力量主导下构成了一个“国际资本”联盟。一群扎根在美国传统中的极端保守论者，包括从美国价值观的原教旨主义保卫者到准宗教性质的派别，他们将新右派的论点传播到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之中。同时，在许多欧洲国家，右派同样从肤浅的自由主义言论和放纵市场管制的宣传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不应当低估新右派的实力。首先它看起来似乎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它的方案似乎是无情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且是技术革命（电脑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和经济形式（金融化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左翼占多数的政府们也支持新右派的方案，并且为其未来绘制玫瑰色的图案，这明显地增强了新右翼言论的可信性——尤其当新右派刻意躲避法西斯语言，而以民主话语来粉饰自己。新右派既不是勒庞（Le Pen）也不是海德尔(Haider)、贝卢斯科尼或他们的模仿者，这些都是尴尬的盟友。新右派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并且努力推广美国的民主概念，这种民主对于所谓的自由主义远景是必不可少的。
199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对手的消失，在新右派的理论和实践中，南方世界被宣称为“文明世界”的新的敌人，以这种方式新右派表明它的方案不会为全球4/5的人类提供任何东西。关于文明冲突的讨论，重新成为美国新帝国主义体系的核心。在亨廷顿(huntington)的观点中，未来占主导的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国家冲突，而是相当简单的文明冲突。文化主义的、反普遍性的观点假设每种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都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所有社会都经历的资本全球化过程，以及每个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都被省略了。文明冲突论认为，每个社会各自有一个独特的“价值系统”，并在这价值系统之上建立起独特的文明形态。这种观点不是理解现实的科学途径，而是将人类笼罩在文化主义神话中，并使其行为符合华盛顿愿望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种“世界图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北美、欧洲和其他同一类别成员（以色列），连同日本构成一个享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文明空间。其余者拥有不同于西方的另外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其余者是各种各样的——如黑人、印度人、中国人、穆斯林——他们之间存在潜在或明显的敌意，这阻止他们组成贫困者的统一战线。因而西方可以确信将会在文明冲突中取得胜利。
所有的努力都用来确保现实符合这种理论框架，例如刻意夸张这些五角大楼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牺牲者之间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华盛顿与保守甚至狂热的伊斯兰政治集团之间的基本外交联盟在这计划中也起一定作用。如果伊斯兰政治集团偏离了协约，这就更好了——因为这验证了“文明冲突论”，而且保证了真正的“文明”国家保卫自己免遭其他国家攻击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于是新右翼方案与美国的霸权野心合流了。新右翼必然是也确实是“亲美”的，因为它需要以大量增加的军事干预来控制这个体系中的边缘部分。
美国有意使用其相对优势——军事力量——既迫使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接受其规划，又强化自身的帝国主义领袖地位。新经济和新集体帝国主义的主要王牌恰恰就是美国进行恐怖威吓的能力。在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中亚战争之后，布什总统已向我们承诺将会有更多的战争。下一个对象是谁？阿拉伯国家、伊朗、俄罗斯、中国？在未来过程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当然，要使美国的军事规划保持效力，就需要西方各国紧密结合为单一的集团。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将政治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强制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状况——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似乎想要忽略的一个原则问题。然而，直至今日，帝国主义和霸权野心终难得逞。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尝试凭借武力建立新秩序，他们并且不但与其方案的受害者发生冲突，而且也与其他的帝国主义和潜在霸权发生冲突。在二战后，苏联的存在迫使美国有所收敛，但今天，当华盛顿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不再需要考虑他国的反应。
克林顿提出所谓的“无赖国家”目的是为其提供一种合法姿态。无疑有些政府完全够得上这个名称，但这仅仅是为了提供一个借口来掩饰美国为新的全球战略利益进行的干预。运用恐怖主义手段和其他试图反抗的国家，都同时被列入无赖国家名单的前列。英国和欧洲其他右翼政府支持这一政策，许多知识分子也支持它，并且攻击任何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是“过时的民族主义”，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加入了全球资本和新右派的阵营。针对种族主义的申述在这里成为了集体帝国主义巩固自身集团的手段：他们宣称文明国家正受到野蛮人的威胁（潜在包括所有亚洲和非洲人民，甚至还有俄罗斯）。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冲突论”令人重新想起了《我的奋斗》，其粗糙的理由是一致的：优秀的人民（以前是纳粹，现在是欧洲和北美的高加索人种）有责任使野蛮人服从他们的领导；他们要继续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只有剥夺其他人的快乐。这种渺小的种族主义语言可以从布什、贝卢斯科尼等人粗俗的言论中窥见。“文明冲突论”和《我的奋斗》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具有犯罪感的幻想，然而，不幸的是，当人民天真到相信它时，它就变成了现实。
对种族主义的直接指控足以将西方国家维系在一起吗？这个体系的政治领导人并不自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又试图迷惑西方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反恐怖主义的借口为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们试图让人觉得，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反全球化示威者，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本-拉登的恐怖党羽？
由于现在军事化已经和自由主义全球化密不可分，致力于建立反对过时的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的全球阵线的人们，现在需要同时与经济自由主义和战争作斗争。仅仅在这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忽略那里（边缘地区）的军事干涉是不可能的，尽管似乎后者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议题毫无关系。
然而，全球军事化并不只是显示了新右派的权威，它还可能成为过时的资本主义的阿基琉斯的脚跟。因为，只有当北约的军事力量不断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且只有当美欧日集团不但保持而且获得额外利益的情况下，集体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才会有机会持续发展。
我不相信现在酝酿的战争将促使美国所希望的结果出现，我也不相信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其理由之一是，尽管五角大楼掌握着超尖端的军事手段，但他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即美国人民只能够忍受“无风险的战争”（美国方面零死亡，而非对方）。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在其卑贱的盟友中寻找能够承受正常战争风险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大肆宣扬的胜利是真正的军事胜利吗？或者只是由于华盛顿的政治优势而使得对手完全孤立，从而使军事胜利成为可能？如果受害者的外交行动使得美国希望的格局难以实现，深陷泥潭的殖民战争的经典情景就将重现。
在可预见的未来，向战争和干涉行为投资也是一个问题。通常认为军火商是战争真正的动力，这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严重地削减军费将使美国经济陷入1930年代那样的危机，这也是事实。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导致持续性的生产过剩趋势的社会形式；因此“危机”是一种正常情况，而繁荣是一种需要特殊因素的例外。根据这一分析，我们注意到美国只是依靠二战时期庞大的军火生产才走出了1930年代的危机。现在美国经济发生严重的变形：几乎1/3的美国经济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军事综合工业。（这个比例只有勃烈日耶夫时代的苏联才曾经达到）。今天“军事凯恩斯主义”已经取代了被统治资本所拒绝的社会凯恩斯主义。同样现实的是，霸权主义是一个合算的主张，因为美元随之而来具有了全球货币的特权。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角色的下降，甚至与欧洲和日本分担责任，都将因此引起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并使美元丧失某些特权。
最后，2001年的911袭击暴露了美国自身的脆弱，这显示了其领土并不是不受攻击的。美国公众是否会受到这种方式的震撼，对其统治阶级的傲慢变得更加警惕和不信任？抑或他们将会接受新麦卡锡主义的行动？
美国霸权给全世界带来的全球战争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因为其对手是无穷无尽的。在明显的对手（各种各样的“无赖”和“恐怖分子”）之后，所有的南方人民都是潜在的真正反对者。在这场无休止的冒险中欧洲的公众意见会和美国始终一致吗？这要求他们看在帝国主义的共同情面上坚持下去，今天是这样的，但会永远如此吗？
在我看来在不久的未来更可能的是，目前的僵局将继续维持下去，美国将越来越多地炫耀其武力，用以巩固新的集体帝国主义，并且强迫第三世界国家集结在其周围。这种僵局简直是滑稽可笑的。美国社会依靠其他国家的财政支持来供其浪费，却声称它处于对其余世界发号施令的位置。全球经济都指望美国的浪费持续下去：其稍有衰退将影响到欧洲和亚洲的出口。欧洲和亚洲将他们的发展寄托在这种无谓的出口之上，而非致力于加强他们自身的生产和消费体系。这些欧亚国家发现他们已落入一个陷阱之中。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推行以我为主的发展政策来征服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想在这个发展模式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将变成美国的附属物。这就是“美国的二十一世纪”的景象。我不认为这种荒谬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同样，全球资本统治的政治策略也不能解决问题。当它试图压迫欧洲放弃其自身的方案、试图将全人类置于种族隔离体系之中、试图侵犯他者的民主和社会的基本权力时，它将导致对美国模式的持续反抗，甚至仇恨。
美国统治阶级知道其经济是脆弱的，全国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唯一途径是通过武力胁迫向其他国家转嫁其赤字。除了这种轻率的霸权主义行为，此外别无选择。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对其国民——首先是中产阶级——进行动员，宣称其目的是为了“不惜代价保卫美国的生活方式”。为了这个目的，其代价可能包括灭绝大批人类。美国统治阶级相信他们可以把欧洲和日本伙伴拖入这场血腥的冒险，并且能得到他们同意以转嫁美国的赤字，但这能持续多久？
西方七国集团竭力呈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及其全球秩序，据说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和积极的，而任何危险只是附属性的和短暂的。然而同时，有清晰的分析可以表明，过时的资本主义的真正逻辑是走向种族灭绝（由于它把大多数人类看成是无用的负担），走向虚伪的“社区”意识（false ‘communal’consciousness）的恶化，走向狂野的个人主义的爆发，这将对文明和社会民主造成破坏。这个体系的真实的经济运作——建立在完全保护垄断利润的制度基础上——与自由主义所说的市场竞争的特点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正目睹的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而是一个野蛮人似乎在解决其矛盾。现在自由看起来只不过是衰老的资本主义的伟哥。
相对而言，令人乐观的理由是，一种新的左派可能从挑战中兴起，并战胜右派统治力量。建立这样一种左派，将要求南方和北方的被压迫阶级团结为一个国际阵线。但这一阵线现在还不存在，社会斗争和社会运动的碎片化，缺少一种适当和连贯的可选择的社会远见，以及面对资本主义攻击时明显的意识形态混乱，这些在短期内都为统治性的资本主义所利用。
在我看来，面对挑战新左派的目标首先在于重建一个多极世界：唯有这样才能为进步力量发展开拓一个自主空间，让这些力量根据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可能条件按各自步伐前进。这种新的多元性将拆除美国的霸权。在一个长时段的框架中，更大的自主性带来的进步将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单一逻辑，深化真正的文明和社会民主形式。这不同于“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将是我们时代真正的文明性的冲突(civilizational conflict)——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对人类进步而言其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二十世纪后半期，一些主要的反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改革，诸如国有化、福利规划、土地改革等等，构成了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当然，这些社会改革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泛，以致不可能把他们整合在单一的模式中。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验，尽管声称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所进行的，但其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基础，而只是为了获取更快的发展速度。此外在第三世界国家还存在着民族民粹主义实验。
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跑者们，至少共同拥有着建立一个现代、有效率和独立自主的国家的目标。这使得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势力有着持久的敌意。结果似乎是清楚的：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自给自足，但事实上，这是实现长期目标的捷径，也就是，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从属于内在建设的需要，而不要一厢情愿地去适应世界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脱钩（delinking）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整个世界格局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当前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与跨国资本的专制相呼应，它将诸如“独立自主”、“脱钩”或“国家建设”指斥为“回归保护主义”、“对逝去时代的怀旧”、“陈旧的思想”等等。美国领导下的三合一的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这两个基本原则就是：跨国资本的独裁统治和美国军事帝国的控制。其他任何方案都不能容忍，即使是欧洲作为卑贱的北约伙伴所提出的方案，当然更不能容忍中国任何程度的自主方案。那些方案都必须被打碎，如果需要就动用武力。
面对单极世界的景象，我们必须以全球多极化作为唯一的策略，这样才能为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充分空间，由此促进社会民主化并减少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目前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霸权主义策略是社会进步、民主与和平的主要敌人。自由－军事帝国主义的方案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它扼杀广大地区内任何对发展的期待，这必然会深化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鸿沟。
作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回应，而提出的一种人道主义方案并不是“乌托邦”。相反，它是唯一实际的方案，其首要步骤就是把全球各地强大的社会抵抗力量集合起来。如果有乌托邦的话——就这个词的平庸和否定意义而言——那恰恰就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运转体系的想法。而在多极世界的框架中世界各部分之间的鸿沟将逐渐缩小。多极世界的建设将必然经历一个区域化过程，致力于与帝国主义全球化脱钩的新生力量，将不再局限在国家范围内，而将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得到完善和巩固。
在目前条件下，多极世界首先应该是一个区域化的世界。区域之间的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区域间以有益于被压迫国家和人民参与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方式来交流和组织。这自然意味着这种交流和组织活动是一种超越国家的行为，特别对于那些中等规模以下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各种经济和政治的区域组织形式将进行跨区域的集体谈判。各个区域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不能用同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规范。
欧盟可能将继续沿用现有的模式，但它面临着一个糟糕的状态，即欧盟奉行的是单一市场的单纯经济目标，这使欧盟的政治结构得不到完善。只要在欧盟方案中的社会构建仍是一个空壳，那么单一市场将只会导致成员国为了各自利益而发生大量冲突。这就是我认为欧洲要么向左转，要么将不复存在的理由之一。
东欧能否结合为一个体系呢？这是可能的——但唯有当西欧不再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拉丁美洲的时候才可能。要克服两个欧洲之间不平均的发展状况，就需要东欧组织起次区域（subregional）机构，与泛欧机构相联系但同时拥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如果这样的话，在经历了冗长的过渡时期后，泛欧的政治和经济联合将可能最后实现。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处于相似的位置，尽管俄罗斯的规模意味着它仍拥有潜在的巨大力量。如果原苏联国家之间严重的发展失衡没有导致爆炸性的紧张局势的话，那么经过一个较长的阶段在原苏联国家之间将可能出现合作和结合。
在第三世界国家因地区而异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可能对其发生影响的将是如下一些情况：
1、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程度绝不可能一致。南韩、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可能是仅有的一些例外（香港现已回归中国），其他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只能算是处于半工业化状态，其生产体系中仅有一些有限的部分融入了新的全球经济。
2、第三世界（尤其是“第四世界”）国家相互之间缺乏整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没有联系。
3、战后的发展使得他们的发展程度甚至比战前更不平均，半工业化国家与第四世界之间的鸿沟扩大了。
4、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在南北之间建立的全球协会，致力于运用他们的力量来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自治。
我认为区域化是反抗三合一的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五大垄断的唯一理性和有效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使全球人民通过协商实现相互依存的过程的目标和主题。最后还有六个问题必需认真考虑：
1、对“市场份额”及其分配法则进行重新谈判。当然，这是对世贸组织规则的挑战，世贸规则所说的“忠实竞争”只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保卫寡头垄断的特权利益。
2、对资本市场体系进行重新谈判，以期结束金融投机的统治并将资金引入南方的生产性投资领域。这将对世界银行的功能、甚至其存在意义提出质疑。
3、对世界货币体系进行重新谈判，以期建立区域化的货币体系，提供稳定的汇率，并在它们之间组织相互依存的关系。
4、创建全球税收体系，例如，包括将税收和全球利润再分配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联系起来。
5、全球非军事化，首先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削减开始。
6、联合国民主化并且在联合国主持下起草一系列法律来保护世界人民的权利。
在以上的设想中，所谓的区域不仅是指享有关税优惠的经济区域，同时必须建立一定的政治区域以改善贫困阶级和边缘地区的集体地位。这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大陆（拉美、阿拉伯世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而且是欧盟、东欧、前苏联等地区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
当然，要逐渐实现这整个方案，就首先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制定具体的社会方案，并且在自由主义和单极全球化的框架中促进急需的改革。无论部门改革（例如政府行政管理、财政收入体系、教育），还是更广泛的民主化和社会政治经济运行。这些初始阶段都不能被忽略。没有这些，从危机和失序中拯救世界并重新发展就完全是乌托邦。
因此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动员起来。首先是在当地范围内，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了更大的目标进行全球斗争。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系列在各个领域内可供选择的目标：在经济领域（财政转让的税收（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fers）、废除税务天堂、取消债务等等），在环境领域（保护物种、禁止有害的产品和方法、对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实行全球征税），在社会问题领域（劳动立法、投资法规、人民在国际机构的代表权），在政治领域（民主和个人权利），以及在文化领域（拒绝贩卖文化产品）。
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现有的范围内，建设一个多极世界的前景可能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建议，并不值得认真考虑。当欧洲政府面对着反对他们与全球化自由主义结盟的抗议运动，他们可以宣称自己具有普选产生的某种合法性。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作为买办利益的代理人和保护者，以及跨国资本的卑贱的合伙人，甚至连这点也做不到。边缘世界的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我想主要是印度和中国——认为他们仍然拥有充分的交易能力和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接受全球化的基本规则，而不必屈服于超级强权的发号施令。就我而言，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接受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边缘国家的民众无疑与富裕国家的民众一样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他们还需要与本国不受限制的强权统治作斗争。然而，当边缘国家的政府反过来考虑本国人民处境的时候，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对边缘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当2001年在多哈举行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时候，代表第三世界的77国集团利益的非官方的十五国成员秘书处，呼吁抵制三合一帝国主义提出的新一轮谈判的提议，这个提议想把将农业纳入世贸组织议程，并且将自由化扩大到工业和知识产权、财政和其他服务领域。这些国家无疑最后失败了，从而放弃了他们在西雅图曾坚持的立场。这应该归因于三合一帝国主义的讹诈（任何反对世贸组织的国家就是恐怖主义），于是西方七国的战略在西雅图和多哈毫无变化。然而，在今后进行的谈判中，我们是否可能看到，77国集团加上中国将一起通力合作。
不久以前，在9·11袭击的前夜，在德班的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上曾经出现充满希望的一幕。当时看起来，亚非人民团结复兴的潮流似乎正在到来。这股团结复兴潮流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可能是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更公正的全球体系，这个全球体系远比西方七国试图强加给世界人民的要更为公正。
德班大会不是其组织者（联合国）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是“反种族主义”的某种形式上的慰藉。非洲和亚洲的与会者坚持讨论了两个西方外交官不愿听到的议题。
其一涉及到了对黑奴贸易所造成的摧残进行所谓的“赔偿”。美洲和欧洲的外交官，以屈尊和对“职业乞丐”蔑视的态度，对第三世界的议题进行干扰，他们把焦点仅仅集中在前殖民地人民要求的赔偿数额上。但这并不是非洲国家所提出的问题焦点。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度两者都应该为非洲大陆的“欠发达”状态和种族主义的扩散负责。这些想法自然深刻触怒了西方强国的代表们。
其二涉及到的是以色列的行为。在这个议题上，亚洲和非洲态度是非常清楚和确切的：以色列人继续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定居，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相当于直接的种族清洗），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这些都是种族帝国主义在漫长历史中的最近发生的一章。
同时，亚洲和非洲政府——其中一些是不民主的、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串通的、有社会和种族歧视倾向的——这些政府如今不能再对本国大多数人民的心声听而不闻了，也必须面对傲慢的西方外交官高涨的怒气。
这股新的团结复兴的潮流可以回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那是亚非团结和不结盟（现在继续发展的不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霸权结盟）运动建立的时刻，那时从殖民主义势力中开始了民族解放的第一个周期。无论殖民地解放后，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体系存在着多少局限、激起了多少虚幻的想象，但他们的全力斗争使统治资本不得不面对抗议潮流，重新部署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格局。现在第二股更猛烈的解放潮流的成熟契机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德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证据。正因为德班是一次人民的胜利，所以西方七国集团就更要竭力贬低它。
与西雅图、尼斯、哥德堡、热那亚和阿雷格斯港（Porto Alegre）所发生的事情一起，德班会议是一系列重大积极活动的一部分。时机已经到来了，所有谴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南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受害者反对非正义的斗争同样重要。并且，在911象征性地攻击了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以后，现在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正义联合阵线，那么就不会有反恐联合阵线。
二十世纪，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需要应对两个课题——“赶上（catching up）”还是“另外做些什么”，这两个课题是相互交织而又随具体时空环境有所变化的。我们可以说，不需要太多的强迫，第一个课题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了，以至于在一般的观念中发展就等同于“赶上”（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其后实现赶超）。可是，一旦周围世界发生变化，当使世界经济保持动力的持续繁荣被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调整危机所取代，那么这种发展策略就将失去原动力，并且开始崩溃。这种失败，不是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相反，应归因于激进主义的激进程度不够（这可能应根据客观条件来解释）。于是，未来的重点应放在“另外做些什么”上，虽然在我们的“议事单”上，“赶上”的某些事项仍然应当是必须的部分。如果这样的课题转换实现了的话，二十一世纪将可能比二十世纪更为激进。
这种逐渐激进的局势可能出现吗？如果可能的话，逐渐的激进化过程将采取何种步骤呢？
在这里，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以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来接受一系列意见和建议，而且还需要真正地去主动征求它们，并乐于见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正如，在二十世纪，面对历史的挑战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回应，这些回应来自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historical Marxism）、历史的凯恩斯主义(historical Keynesianism)和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这是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等等思潮。我们很容易把当前各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评，归结到“新凯恩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标题之下。这些“新”和“后”的前缀实际上表明这些现有的思潮，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成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这些流行的思想中有一些始终更多地关注事物即时（短期）的方面，同时，另一些思想则更加关注长期情势需要实现的目标。
对于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应当注重论争的详情和建议的多样性。就中短期而言，应把所有各种现实因素都考虑在内：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系统的分析和挑战的鉴别、可能目标的定义、它们周围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动员等等。就长期而言，我认为后资本主义（一个故意不准确的词）社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取的，即把人类从经济异化和全球分化中解放出来。我更愿意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把这个社会称呼为“共产主义”。但我认为无论是称为“后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围绕着这两个相同目标而激发起来的社会和文化想象，应当借鉴各种各样的人文资源，没有理由摈斥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在这个方面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多样性是重要的，也确实是我们所希望的。多样性应是朝向正在建设中的未来的，而不是神经性地固执地继承过去。未来应在多样性中实现交汇。
本着这一多样性的精神，我们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依据的是可以称之谓创造性乌托邦(creative Utopianism)的逻辑。这种创造性的逻辑认为，历史不应再由“纯经济（pure economics）”法则所统治，而是诸多不同的规律所表现的运行趋势的结果。“反体制”力量——如果这个词用来称谓那些对虚幻规则（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利润规则）的有组织的、一致的、有效的反抗——正塑造着真实的历史，正如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过去所做的一样。这些“反体制”力量组织了一个结构，并对其加以调控，从而有可能逐渐壮大。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个潜在地相互对立的方案：资本主义的方案是要建立他们的独裁统治，而另一个方案的成功，则有赖于全世界人民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civilizational)”冲突，这是就“文明的”这个词最强烈和最真实的意义上来说，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包含着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意义。
我相信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由于过时资本主义的生存具有固有的野蛮的冒险性，而比一个世纪或五十年前更激烈。然而，我们不应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已经做好的公式，社会主义应是一个复杂的发现性想象的结果，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从资本主义世界向社会主义世界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上个世纪历史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者所想象的那种飞跃。我所能做的只是再次提醒读者这一点。
在各种反体制力量刚开始重组阵线的时候，这个阵线中的各式各样的成员没有必要，致力于从理论上就理想中的社会的性质（具有人道色彩的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进行辩论。这个问题将在民主实践过程中得到解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重要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目标，从而迈向更好的未来。
我认为民主化不仅仅意味着根据法制和多党原则进行政治运作，而且还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民主化的关系（性别平等、尊重国家主权等等）。除非有效的社会政策能使每一个人真正融入经济生活，并且确保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能够真正平等地利用现有物质手段，否则，民主将仍然是脆弱的，甚至将会遭受贬低。另一方面，民主化是减少冲突的唯一希望——完全消除冲突是一种坏的乌托邦想法——并且只有通过民主化，才可建立起能有效保证和平的安全体制。
在当前这种文明的冲突中，资本主义及其反对力量，这两大阵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尽管他们对全球化有非常不同的观点。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体制力量认为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全球野心。而资本主义阵营所提倡的自由的公司和市场、反对党的民主和平等——这些价值观都同时获得两大阵营的普遍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媒体使用“反全球化”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野蛮的全球化的反对者时，是如此具有误导性，即使全世界各地的示威者有时可能热衷于从事一种没有希望的“抵制”。在现阶段，我认为说将要建立的阵营是“为了社会性和国际性的公正的阵营”，这种说法将更加准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清晰地强调我们所说的文明的冲突(civilizational conflict)概念与亨廷顿模式的“文明冲突(clash of cvilizations)”没有任何共同性。
我认为，我所提倡的一种多中心的、民主的世界体系绝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仅仅是向全球社会主义转变的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为了在这个阶段中实现有关目标，应当创立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建立在人类团结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个人或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
在这个向全球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有三个在二十世纪遭到极大忽视的原则，应成为关注的重点。第一个原则是民主化应作为一个不限名额的、多维的过程，在民主化过程中人们必须更加关注经济异化的问题，并坚决与之作斗争。第二个原则是我们应该呼唤一种人道主义的全球化，这包括多方面的（个人和集体）权利的要求（以代替为资本服务的商业规则），以及创造一种人民的国际主义以抗衡资本的跨国主义。第三个原则是区域化，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减少资本配置在全球造成的失衡状态。
即使这些原则目前看起来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但从各个方面对抗统治体制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已在世界各地发起，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罗列这些事实。并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抵抗力量正在每时每刻地发展壮大。
在统治阶级集团内部酝酿的危机可能会使矛盾激化，在欧洲社会内部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左右和好这一当前政治生活的特征，将可能由此破灭。没有谁能预先保证，民主手段一定就能克服危机。通常，统治阶级尽力阻止任何公众干预，或是通过操纵公众意见（保持民主的表象）或是通过直接诉诸暴力和各种专制手段，来实施统治。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和资本统治与其反对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冲突与斗争，究竟将怎样结合起来，那一种将会更占优势？究竟是社会斗争将屈从于冲突，以致统治集团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对其加以控制；抑或反抗力量发动的社会斗争将保持自主性，并且进而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要求？
跨国资本的统治力量，他们所依靠的是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和狂野的、过时的资本主义，这些统治势力知道不能忽视他们的新对手。当前，在第一世界发生的被错误命名的“反全球化”运动，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已经显示出他们日益强大的力量，同时亚非人民成长起来的反抗也预示着万隆的团结精神将重获新生。
这两种反体制力量应该能够结合起来，从各自国内到全球的各个层面都结合起来形成可供选择的目标。统治机构回应这一危险的方法就是试图将其妖魔化。应该进一步使目前的斗争正规化，建立起必要的桥梁，使各种反体制力量在国家范围内、地区范围内和全球范围内结合起来。这些力量将在各自范围内争取实现各自的中期目标，最终这些努力将有助于结合成真正可供选择的社会方案。
为了使各种社会和政治的反抗运动结合起来，应当充分尊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们的多样性。以下我将着重分析当前世界左翼与右翼势力的定位。
在当今世界，拥护新自由主义及其相关的全球化观点的，就意味着是右派，即使他们的选票是投给左翼政党的（这在欧洲是常见的现象），甚至于他们发表言论（仅仅是言论）宣称支持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在南方国家这很可能）。右翼的主流势力充其量只是有限的改革派，他们立足于所谓的民主共识（在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之上。这种右派，构成欧洲的政治政党中的大多数，他们通过以不民主的方式来反对女权主义，以及加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而愈加倾向于右翼（尤其是在美国）。共和党中的新麦卡锡主义者将这种所谓的道德阵线纳入了执政联盟。在南方的边缘地区和前东欧集团中，一些右翼买办掌握了大多数政权，并且将其社会基础建立在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获利的“贩卖商”（wheeler-dealers）之间。这个“贩卖商”（wheeler-dealers）的概念——或其他通常用来表示同一现象的其他词——很好地显示了这种脆弱的、虚伪的、勉强民主的、或者刚刚创业的“布尔乔亚”的性质。
左翼——激进的反新自由主义者，至少是反霸权主义者（如果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先驱者——应该结合起来。但并不是当今所有与右翼统治做斗争的力量和运动都在这个左翼集团之内。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以上这些人士就算是左翼的，甚至是激烈的左翼，这显示了当前左翼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敏感性不足。当许多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西方青年对其感到失望之时，反帝国主义意识在整个北方世界极大地削弱了。同时在边缘地区，有一些人仍然怀念苏维埃主义和各种形式的非民主的民粹主义，他们也批判新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同时对两者进行批判。在边缘地区另外还有一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具有相当大的未来潜能。这是指边缘地区的一些政府，这些政府在“胁迫”之下被迫接受全球化或接受美国霸权的同时，他们也试图保卫国家利益，但在目前的力量背景下他们难有作为。在当前状态下，这些力量试图维持一条中庸之道，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转向右翼非民主的民族主义方向，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寻找自己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选择就是，向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靠拢。只有当他们选择后者，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并且才能与全球建设中的左翼阵线相联系起来；否则他们将甚至会与反民主势力同伍，诸如种族沙文主义或伪宗教原教旨主义（例如以色列政权和印度教），这些势力表面上反西方的文化态度只是一种修饰，事实上他们已经同意将其人民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自身业已成为全球右翼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
正在形成中的左翼阵线需要合适的战术和策略，来团结所有可团结的政治力量，包括反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潮流和社会运动、或是为了民主进步、妇女解放和生态环保而斗争的力量。我认为，建立这种中左联盟是左翼的战术和策略的主要起点。
不要相信以温和方式进行改良的失败，将使支持民主、妇女和国家权利、或生态与和平权益的改良主义潮流得到教益，他们将坚持自己温和的特性。必须认识到，他们完全不会改变，他们将仍然是改良主义者，满足于仅仅是装饰性的改革，而不可能看到他们正被统治的右派势力所利用。这正如仍然有些革命者自我封闭在贫瘠的教条主义里面，回避怎样使人类向着美好的社会远景迈进的现实问题？
在南方国家，一些反帝国主义潮流可能将沿着一贯立场前进，并因而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但这批力量中有些部分仍然可能被买办集团吸引过去，正如有些群众运动将会陷入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歧路。
右翼霸权主义阵线要远比它看上去的样子更加不稳定；当它获得表面胜利之际，其内在的矛盾注定将更加深化，并且导致真正的裂隙。我们看到在北方世界，一个民主、人道和社会主义传统已经在历史上扎下了根基，这一传统为美国霸权的可怕前景不断地制造着障碍。可是同时，在南方——这个名称本身提供不了什么意义——由于不具有这一传统，因而存在着一系列“薄弱环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及其他国家），他们可能会被美国霸权所利用。资本主义并不像许多进步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专家和领导者们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在就近的短时期内，民众的斗争可能仅仅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和美国傲慢的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的矛头）。但随着斗争沿着自己的方向进步，他们将趋于更加激进。
世界上比比皆是一类“冲浪政治家（surfer politicians）”：那是一些活跃、会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以彻底的机会主义态度对待政治，将政治一种技艺，通过这种技艺获得有利于己的最佳的力量关系（相反，激进的或革命的政治观点将政治视为改变力量关系的技艺）。然而，无论在选举式民主或其他的环境之中，这些冲浪政治家对那些他们需要依靠的社会成员的意见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在充满礁石的海洋中按照规则冲浪，通常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引领他们。如果他们发觉需要自我改变，以适应力量关系的变化，他们之中将有许多人最终会加入左翼阵营。他们通常不会出于愚蠢的机会主义原因而这样做，但当他们发现能在左翼运动中获利，他们就有可能加入左翼。这样，全世界各地的改良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至少将有一部分部分，可能会转到我们这边来。
目前，左翼阵营需要建立某种一致性。通过在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加强这种一致性，全球中左翼联盟将逐渐扩大自己的范围，并最终力量关系将翻转过来，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
为了建立一致性，我们需要对一些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政治术语加以说明。
一个支持社会和全球正义的联合阵线。这个术语的关键在于，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这两个修饰词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中心世界的社会正义必须与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意识相结合，而边缘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如果得不到渴望社会正义和民主的大众阶级的支持，它将毫无前途。
民主状态。这是指一个经过漫长转变后出现的，将超越现有的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由公民和社会本身来制定规则的社会状态。或者说：这是通过公民和社会民主的方式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是和谐的，反之，单纯由市场摆布社会状态则往往是排斥人民的。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回应人民的社会需要，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同时没有民主，人民的社会需要也必然得不到回应。
正是从近来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才形成了对以上这些政治术语的认识。这些教训是：在南方世界，一些政府承诺将在新自由主义强加限制的状态中继续保持自身的民主，另一些政府则试图通过鼓励威权民粹主义，或者以专制主义的手段来讨好帝国主义，这些行为结果都将损害民主本身(试看阿根廷的悲剧事例）。而在北方世界，左翼和右翼就经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他们同意以美国模式的“低强度民主（low-intensity democracy）”来取代历史上左翼的建立在公民和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方案。这种状态将使抵抗力量分散的状态永久持续下去，并且将进一步摧毁反帝国主义的意识。
达成一致（convergence）不是消除多样性，而是在加强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而释放其潜能。怎样将各种力量结合起来是一项挑战，这些力量包括各种为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现代帝国主义、美国霸权主义和反南方人民的战争的受害者说话的力量。这些代表各种力量的团体都应当意识到，他们是全球争取社会和国际性公正的联合阵线的一部分，只有坚定团结起来，才能够超越他们各自有限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译者：彭松
文本最初刊载于《热风学术》第五辑。感谢《热风学术》分享。
本期编辑 陈彦瑾